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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品先院士:直面科学创新的文化障碍
  

来源:文汇报 作者:汪品先 日期:2011.02.27 版次:1

汪品先(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同济大学教授,必发中学1953届校友)

 

    “创新障碍”讨论在提出的时候就有争议:“这是个不知道谈过多少回的老问题,还会说出什么新意?”“问题谁都明白,关键在于行动,光讨论有什么用?”可是近50天的讨论当中,还真冒出了不少真知灼见,还真发表了几篇换家报纸不见得能登的文章。问题确实是老的,至少谈了十几年,但答案不一定就是老的:因为世界变了、中国变了,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”的目标本身就是新的。

   

为啥提创新文化?

    障碍科学创新的因素确实很多,有物质上的、政策上的、文化上的;但根子还在文化,这是科学创新的土壤,政策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文化的反映。各个民族的创新能力相差悬殊,从牛顿、达尔文,到北京世博会英国馆的设计,不能不佩服英国人的创新能力。每个民族都有一种说不大清楚却又无所不在的特征,往往习惯到不能自察、只有和别的民族比较才能发觉,但又深入血脉之中,好比文化细胞里的基因。最突出的例子是犹太人和吉普赛人,虽经千年流散,性格鲜明依旧。创新文化就是属于这种层面的东西,中国要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,就得向这样的深层次里反思。

    创新的障碍可以分为三层:华夏文化有着历史上的辉煌,但在深层次里存在着不利于科学创新的因素;近百年来中国经历的社会动荡和文化反复,对创新形成了新的障碍;而由此产生的当今文化中,也包含着许多急需改变的成分。讨论中有几位作者不赞成中国古文化有“遗传病”的说法。确实我们决不能“掉了鼻子还说是祖传老病”,然而文化确实有自己的传统性。不能否认,从科举制度到今天的应试教育,从“八股文章”到今天的“套话文字”,文化上是一脉相承的。

    如果拿孔丘和亚里士多德作为东西方文化源头的代表进行比较,孔夫子谈的主要是社会现象、人际关系;而亚里士多德从物理学到生物学都有兴趣,现代科学之产生于西欧,不无文化历史原因。自然科学的产生,源自对自然界的兴趣和好奇心,并不是为了实用。“地心说”还是“日心说”,对生产力并没有直接关系,布鲁诺甘愿烧死是为了追求真理,不是创造财富。但这种兴趣在中国古文化里比较淡薄。中国人感兴趣的一种是孔夫子的道理,这才叫学问;另一种是应用技术,比如四大发明。清朝末年提出“中学为体、西学为用”,这种概念其实保持到了今天:科学技术是作为生产力才需要发展的,基础科学是因为能促进应用研究才应予重视,长期以来“为科学而科学”是受批判的。重物质、轻精神的科学观容易导致浮躁、肤浅,科学不但是生产力,更是文化,对科学有如痴如醉的热爱,才会有不屈不挠的探索,这才能创新。

    东西方文化的另一个区别在于权威崇拜。基于农耕经济的华夏文化,特别主张尊师敬祖,学子的任务在于“替圣人立言”,只需引据“子曰”“诗云”,并不要求科学论证。这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证明,“吾爱吾师,吾更爱真理”正好背道而驰。一旦信仰取代了证据、政治预定了结论,就堵死了创新的余地,比如哥白尼时代的西欧和李森科时代的苏联。今天的中国,虽然不再跳“忠字舞”、唱“语录歌”,也不再说“不理解也要执行”,但是整体说来对创新思维仍然陌生。“怀疑和想象是创新的前提”,“德育崇尚信仰、科学贵在怀疑”。如果在学术上只会师承、“紧跟”,对国内外权威唯马首是瞻、看脸色行事,创新就无从谈起。

   

文化反思已成当务之急

    21世纪初出人意料的变化,是中国崛起。经历了一个多世纪动乱之后走上建设道路的中国人,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,于是引发了“中国模式”和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讨论。与一百年前不同,这回问题竟然由西方提出。十来年前还在问“谁来养活中国人”的美国学者们,最近从2008年中国成功执行“限塑令”和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上的千人舞蹈讲起,把中国的高效率说成是“集体主义的中国赢了个人主义的美国”,建议让中国模式在美国“试运行一天”,甚至进一步提升到“思维地理学”来说中美差异。面对这番新奇的议论,我们完全缺乏思想准备。一百多年来,所谓东西方文化比较,谈的都是我们的短处、人家的长处,难道现在变了?

    谈论东西方文化,比较有底气的还是日本人。日本学者比较“寿司科学与汉堡包科学”之后的结论,是“各有千秋”;他们提出“世界文明八百年周期说”,其意思是当今的全球文明中心在东移。而中国不同,我们讨论东西方文化是170年前被鸦片战争逼出来的。面对国破家亡的威胁,有志之士迸发出“打倒孔家店”的呼声,要求实行社会变革、扬弃传统文化。与之伴随的一种特殊现象,是中国百年来快速、频繁的文化反复,“尊孔”和“批孔”就是一例。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,会在如此短暂的历史时期里,对自己的主流意识全面否定和再否定,会让是非、善恶的概念,如此频繁地经历180度的翻转。

    反复过多的后果,一方面是文化支柱的损坏和精神信念的丧失,另一方面是外来文化和低俗文化的泛滥。文化如同流水,历来从高处向低处流,高度发展的文化向较低文化扩散。而中国对原有文化过度否定,以致认为造成了文化洼地,一旦闸门打开,泥沙俱下一道涌来的外来文化,很快赢得了盲目崇拜;在“洪水”冲击之下,文化反思已成当务之急。历史表明,文化多样性才是创新的最佳环境,相互交流而又相对独立,对外开放又保持特色,例如春秋战国时的中国,或今天的西欧。当今世界在文化上的一边倒,并不见得是好现象。

    随着亚洲经济的复兴,对阿克苏传统文化的国际地位重新确定已经提上日程,但是我们自己并不知道答案在哪里。百余年来,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和内部动乱的年代,没有可能心平气和地分析。随着繁荣稳定时期到来,终于出现了文化反思的机遇:中国传统文化里,哪些是必须扬弃的糟粕,哪些是有待发扬的精华?好几位国家科技最高奖得主,都表示他们的创新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启发。在新条件下对传统古文化作重新认识和“信息挖掘”,是中国创新路上的“法宝”之一。比如中国传统文化注重整体,这固然不利于早期分析科学的发展,但对于今天的系统科学整合研究,这种思维方式有没有优势可以发扬?

   

“提倡文化反思,促进科学创新”

    当今的中国,正处在令全世界同行羡慕的科学春天。然而要使科学投入变为科学创新,不但要有规划,还要有推进创新文化的系统举措。文化反思,已经成为中国发展到现阶段必须提上日程的国家大事。应试教育不改,科研浮躁症不减,投入再大也不见得能创新。为此建议在今后十年里,“提倡文化反思、促进科学创新”,把科学和文化结合起来发展。文化反思,要求我们从古到今系统回顾,但这是一个长期过程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文汇报的讨论只是起了个头,提出了问题,接下去应当专题研究。估计“创新障碍”讨论结束之日,就是中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之时。与此同时,也有许多促进创新的实际行动不必再“研究研究”,只要群策群力明天就可以开始执行。

    创新文化涉及全社会和每个人,绝不只是政府的事,但政府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。首先是政策,教育体制、科技政策的改进有很大的复杂性,对此可能有一种好办法是放手试点,不一定非要全国一律,更不要封杀地方的积极性,不同风格的形成也许正是创新的途径。同时政府的示范作用至关重要,一旦领导层的讲话开门见山、不说套话,社会上的文风自也有望焕然一新;一旦不再流行几百人的主席团坐在台上“主持”会议,学校开会时校领导鱼贯入场风光登台的场面,自然也就随之消失。

    科教和文化单位,对创新文化最为敏感。导向最重要,学校的特色各有不同,但决不可以去培养扭曲了的“社会人”。担负着科技传播责任的媒体,不少却患有趋同和广告化的通病,把科学家当模特儿宣扬,把研究成果当商品炒作,这种陋习有待主管单位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加以纠正。

    从文化角度发展科学,重要的发力点在于科普的质量。在知识爆炸的今天,迫切需要将科学进展用非专业的语言进行传播。国外的学报往往对新成果组织点评、对阶段进展展开综述,大型研究计划在设立时就规定有“教育和科普”的举措,更有一些文理兼通的作家精心写作,贡献出科普和科学幻想的精品,而这些都是我们的“短板”。其中的要害在人,我们迫切需要真有爱心的作家和记者投身科学,以满腔热诚去点燃创新文化的明灯。

    建设创新型国家,不会是一个各地齐步走的过程。德国以“科学城市”的评比来促进科普,中国能不能也提倡建设创新型城市?举例说,“海派文化”本身就是一种创新,如果能重新定位、去芜存菁,北京能不能在建设创新型城市上争当排头兵?

    总之,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,是和建设小康国家一样具有历史意义、而又不可分割的宏伟目标。那时候的中国不单是经济腾飞,而且在精神上一扫暮气旧习,新意盎然地挺立于世界强国之林,这将是多么令人振奋的前景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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